么办呢?要帮您叫一份外卖吗?您要吃点什么?”
他朝我摆摆手。
我从口袋里找了一个小纸片,写了我的手机号码,递给他,说:“有事请给我打电话。”
我口袋里有印制精美的名片,但我还是想写下来给他。
然后,我跟他道别,离开。
我应该是兴奋的,但实际上我一点都不高兴。他灰白的脸色一直在我眼前晃荡,我心里总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第二日,我买了些自认应该有效的补品,一下班便直奔老莫的小院。
门没有上锁。
透过铁栅栏,可以看到老莫正在给院子里的花草浇水。我敲了敲门上的铁杆,老莫抬头见到我,说:“进来吧。”我把那些盒子放在屋子的门廊下,过来看老莫劳作。楼后的斜阳找不到这些花花叶叶上,但新浇的绿色青翠欲滴,滋润过的花朵更增娇艳,挂着的水珠晶莹剔透。
这是我来这里的第三次。
我见老莫也不过这寥寥可数的几次,可我感觉我似乎已认识他一辈子,从来就认识。
我是个十足的迟钝之辈,适应性极差,与人初识时会局促不安,忸怩得令人发笑,更不用提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了。
可我却似乎对这个小院熟稔得很,就像我从来就住在这儿,虽然我呆在这个小院的屋子里的时间加起来也许还不到一个小时。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啦。可是我并不想去搞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觉得老莫似乎轻轻得叹了一口气。
我抬起头来看他。
也许今天还没有刮胡子;病体未愈,面色依然是憔悴;头发也该打理了;双眼并没有摄人的神光;额际与眼角的皱纹显露着过往的沧桑。
我的心有隐隐的疼。我也叹了一口气,细微得连我自己都察觉不出。
浇花之后,进屋。看到地上的盒盒,他皱了眉,“买这些干什么?”我笑笑,没吭声。
他给我泡了茶。水中的茶叶尖尖慢慢地舒展,我看着碧绿的茶色,不知该说些什么。他自己也端起杯子,喝一口,问我:“你这几日没放风筝啊?”我说:“前一段出差。”他怎么会知道我没去放风筝?心里有了小小的疑惑,眼中便露出来了。他微微地笑了,“我前几天又去广场放风筝,没见着你。”我的心本来见到他就跳得毫无规则,这时更杂乱无章了。他在广场放风筝会看一看我有没有来?他关心一个他救了性命的落水者?我不知道该怎样想。
我想我肯定飞红了脸。我迅速想到了我过来的目的,问:“您今天身体怎么样?”
“还好。老毛病了,偶尔发作,服药后会好一点。”
我鼓起勇气说:“是哪方面的问题?我在医院还有几个说得过去的朋友,也许我可以陪您一起去看一看。”
他抬眼看我,说:“看的医生多了。就那样,得吃药控制。”朝我笑了一笑,似乎是对我这句话的感谢。他的笑脸带着巨大的感染力量,我连忙转过了视线。我怕我会失态。
我们聊了时事、足球和物价。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说——我集中不起自己的注意力,只能偶尔对他的某句话发出“会意”的傻笑。他好像也不是很善于聊这些话题。为了避免冷场,他打开了电视机。我们盯着电视,就着电视屏幕上某个一闪而过的画面,温文地交换看法。
很快就到了该晚餐的时候。他站起身,说:“我来做饭。你看电视。喝水自己倒。”我也站起来,我应该告辞的,可我去没有。我只是客气地说:“我来帮忙吧。”
他又朝我微微地一笑,摆摆手进厨房去了。
电视实在没什么看头,我于是又站到了那扇《定风波》的匾额下方。
他束着围裙从厨房里出来,看到我傻站在匾额下一动不动,眼里有亮光一闪。
不过半小时,晚餐就绪。他过来叫我吃饭。
餐桌中间是几道家常的菜肴:红烧肉香味扑鼻,色泽诱人;碧绿的青菜映着雪白的磁盘;炒笋片;花生米油光可鉴;西红柿蛋汤装了满满的一大盘。
“没什么准备,将就一下喽。”
我做了一个鬼脸,“这还将就啊?”闻到饭菜的香味,我夸张地嗅了嗅鼻子。
桌子上还放了一瓶“剑南春”,两个酒杯。
我们坐下来。他拿了酒杯把两个杯子斟满。我其实是不能喝的,可我也没有阻拦。
不过三两杯,我就红晕满面,不能再喝了。他也不勉强,自己便也收了杯子。我劝他再喝一些,他说:“够啦,我也不多喝的。”
餐后,我就回家了。
“我第一次在他家吃饭,我第一次在他家喝酒,我第一次和他说了这么多话。可是,我和他还是和陌生人一样,我对他还是一无所知。”我在当晚的日志里这样写。
不管怎么说,今天是值得高兴的一天。
☆、六
六
隔了三日,我再一次来到老莫的小院,老莫正好刚从外边办事回来。我还是留下来吃晚餐,并且餐后自告奋勇地包揽了洗碗“大事”。毕竟是更熟悉了些,我甚至还反客为主地帮老莫在他的杯子里泡了茶。
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老莫并不跟我客气,只是指点着我新洗的碗该放在什么地方晾干和茶叶的位置。
我说话开始显露本色。中间我还开了老莫几个不轻不重的玩笑。老莫笑嘻嘻地听着,不答腔,不反击。只是我还不敢跟老莫对视,我怕老莫会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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