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他们也采用部队的编制形式。郭道发成立一个“大队部”，自称“大队长”，下辖8个分队；夏可三则一度设“司令部”，自称“司令”，并竖起大旗；夏作三也成立了“大队”，自称“巢湖大队长”。三股湖匪住所不定，日间散处港汊，晚间则集中民船几十只，联在一起，浮居水面，四周设岗。为了便于活动，他们依据天然形势和具体情况的不同，划定各自的活动范围。郭道发占据巢湖西湖一带，夏作三占据南湾一带，夏可三占据东湖一带。在划定界线以内，互不干扰，并订立信约：凡经某方征过“税”的商船，互凭收据或路条放行，不得留难阻挠。湖匪同陆匪相比，更具天然优势，他们既可以在水面上以星罗棋布的港湾湖荡作掩护，拦路行劫，又可在陆地上贴票绑票，此外还可登门掳掠，比起陆地上的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抗战时期，巢湖土匪还勾引沦陷区的日本三井、三菱、大丸、安元等洋行和买办商人，把布匹、食盐、火柴、煤油、肥皂、香烟、啤酒等，通过湖匪盘踞区运往其他城镇，或由其他地方收购土特产物品，运往敌占区，从中抽取15—20％的“护航保险费”，以扩大财源。到了抗战末期，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打击和争取下，加之内部矛盾迭生，互相火并，三股湖匪队伍发生了根本动摇和分化。当时由于湖匪同蒋军和伪军气味相投，本质一样，所以兼接受了蒋方和伪方的“招安”，最后都落得个可耻的下场。日本投降后，新四军奉命北撤，国民党重又实行黑暗统治，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压榨，巢湖地区，民不聊生。有些残匪余党，又开始兴风作浪，同时滨湖居民中，因不堪国民党压榨，也有少数人被迫沦落为匪。不到两年，巢湖匪患又逐步滋生蔓延。所幸不久，解放大军南下，迅速解放全国，巢湖地区群众在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通过反匪反霸运动，才真正肃清了巢湖土匪。（凌厚全口述、蒋伯举、黄庭宣整理：《巢湖土匪》）山匪，一种是指以山寨为根据地的土匪，如云贵川一带的土匪；一种是指以山寨为根据地，但他们的活动并不完全局限于山寨狭小地域，如宋江率领的绿林好汉。他们在地势显要的水泊梁山安营扎寨，同时也四处出动打家劫舍。这类土匪，近世中国十分常见。如制造民国第一匪案的元凶孙美瑶，把大本营设在只有一线鸟道可通的抱犊崮上。为虎作伥的杀人魔王刘黑七则以山东省中南部的蒙山作巢穴。此外，鄂西巨匪高冲道、恶魔张结巴都曾是为害一方的山匪。由于篇幅所限，兹不赘述。近世中国，大大小小的匪帮充斥全国的各省、县，甚至乡镇，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不做工，二不务农，三不从事正当的经商活动，却常常有美味佳肴、华美衣饰，有一批匪首甚至腰缠万贯，过着奢糜无度的生活。正像民国时期曾流传着的一首歌谣中所唱道的：“当胡子，不发愁，进了租界住高楼；吃大菜，住妓馆，花钱好似江水流。……”那么，他们的财物是从哪里来的呢?土匪聚敛财物的方法很多。攻打富户、洗劫城镇、收水打单等无赖手段是他们坑害百姓的家常便饭；绑票勒赎、硬性摊派、贩卖毒品是他们驾轻就熟的拿手好戏；更有那奸淫烧杀、殴斗兼并，本领可谓“博大精深”。一、抢劫暴力抢劫是历史悠久的土匪行动方式。在要道僻静处，这是传统土匪经常使用的一招。丛林中突然闪出一位膀粗腰圆的彪形大汉，嘴里喊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钱。”一般胆小的客商早已吓得屁滚尿流，成了一滩泥，岂能不乖乖地卸下货物，扔出钱两。即便是胆大的，在匪徒那先入为主的声势要胁下，又怎能不服贴呢？况且人家还振振有词呢！贵州省织金县化起镇有个姓李的独匪，叫老乱，经常扛着一把马刀，一个人拦路“宰线子”（抢劫）。1947年冬天，老乱得知有8个湖南的小商贩，将要由小鼠场来化起镇，就在其必经之路文家丫口埋伏。山丫口两边山上都长满了树，老乱用茅藤把一些小树串联起来，把一个藤头拴在路边的一棵小树上，然后就蹲在小树旁专等小商贩来上钩。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大雾笼罩着山丫口，那伙小商贩挑着包箩，一步一喘地走过来，正走到山丫口中间，离老乱还有丈把远，老乱就猛的一下跳将起来，把大马刀一晃，大声喊：“不许动!”然后用一只手拉住拴在小树上的藤头，狠扯几下，把那些串在一起的小树扯得哗哗响，又大声喊叫：“弟兄们快下来!”这伙湖南人虽然人多，但因不明就里，以为山上有许多土匪，顿时被吓得心惊胆颤、六神无主。老乱手脚很麻利，把马刀藏好，一把小尖刀含在嘴里，用预先准备好的茅藤，顺着把商贩们一个个都很快捆起来。随后把尖刀往腰间一插，就进行搜身，嘴里还不断喊弟兄们快下来呀。搜完钱、银之后，拣一小捆白布挟着，拾起马刀来就跑了。等他跑远之后，这些湖南商贩才发觉，原来土匪才一个人，互相解开后，想追也来不及了。（周道祥：《回忆我家乡的匪患》）1、乔日成乔日成在其老家山西应县，也是出了名的劫匪。同老乱相比，他的手段直接、毒辣，充分显示了土匪那种杀人越货的卑鄙伎俩，而老乱的手段则很有些欺骗性，甚至还带有点戏谑的味道。1926年，乔日成借同学于孝先的中学文凭，改姓换名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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