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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的内容有点麻烦，再加上我的状态也有些差，只能请大家包涵一点）
跑到溪流边，把红军的搪瓷碗和自己的木碗都洗刷干净了。之后，暂时没事的魏承恭就跑到场坝的边上观摩游击队的训练。
对于一个小愤青来说，军旅生活无疑是让人着迷的。可惜，在现代社会的时候，因为视力问题，魏承恭没能参军，对于这事，他一直引以为毕生三大遗憾之一（另外两大遗憾一是没有上过大学，另一个……不足为外人道）。后来到了这个时代，那就不是军旅生活，而是实实在在的战斗生活了，当时他还兴奋了好一阵。然而理想和现实是有距离的。在根据地他肯定上不了战场，因为忙碌（虽然大多数时候是在瞎忙），也没什么时间下去连队“体验生活”。
如今可算是逮着机会了——虽然只是游击队。
游击队也不能有事没事到处乱“游”，当条件允许的时候，还是会驻扎下来的。实际上，游击中的“游”并不是一种常态，“游”的作用，在于在敌人发动大规模进剿，无法抵御的时候，回避正面硬拼；但既然都是“大规模进剿”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当然也不少。而任何一支进剿部队，也不可能像红军那样，成年累月处于野外行军的状态，依然保持相当程度的士气和战斗力。当他们在长时间的行军中士气和战斗力消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如果受到游击队的骚扰，那么这一过程还会加快），即使没有受到损失，也不得不撤退到山外修整。
所以白党的围剿节奏一般就是“前期准备”——“发动围剿”——“遭受损失”（如果有的话）——“撤回修整”，周而复始（即使是前四次的反围剿战斗那样的大型军事行动，也基本遵从这一周期律）。而在这一周期中，只有面对“围剿”的时候，游击队才有“游”的必要，其他时候，基本无需游走。
既然暂时不需要要游走，作为一支部队，就要进行训练——当然，因为处于敌人的包围中，为了保存足够的体力应付突发状况，游击队的训练强度不会很大。
短时间的队列训练之后，就进入了可以说是旧时代军队的标志之一的射击练习，或者说瞄准练习。
在长枪枪管上绑一块砖头，端着枪练习瞄准，这种训练魏承恭在影视作品中倒也见得多了。看着一大队士兵——包括特勤中队的战士也在做这样的训练，魏承恭心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这种练习只有在伏击战中，发第一枪的时候才有用吧？如果同志们因为这种训练养成了‘长时间瞄准’的坏习惯可怎么办？实战的时候，肯定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去给同志们仔细瞄准。”
不懂就问是个好习惯，不过暂时来说，魏承恭找不到问的人。只要是没有旁的工作的人，都在训练（这可是这种环境下保命的技能，谁会不好好地练？就连炊事员、卫生员，得空都会端起枪，好好瞄上一会儿。也就只有魏承恭才没有这个自觉），才没有人有功夫来给魏承恭传道授业解惑什么的。
“算了，人家这么练肯定有人家的道理，我又没当过兵，还是别瞎嚷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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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的技战术练习之后，中午又吃过一顿野菜粥，休息了一回儿，之后下午是文化课。
一到文化课，这小子来劲儿了。对于“好为人师”的他而言，这正是可以发挥“特长”的时候。
这里有件事有必要提两句。伴随着魏承恭的到来，为了更好地“跟未来接轨”，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有几项重大的改进，一是汉语拼音，二是简化字。
为此还很是引发了一些混乱。汉语拼音这个东西，如果从利玛窦时代算起，在中国已经搞了快300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发展到一个高峰。比较激进者，比如钱玄同，可能还要包括主席，就曾经主张彻底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为此魏承恭还跟包括主席在内的一些人发生过一场争论，非常激烈的争论。（据郑林曦《论语说文》记载，主席曾在1956年1月20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了赞成拉丁字母的讲话。对此地效表示怀疑：首先，主席是个民族主义者，他本人的传统文化功底非常深厚，他不可能意识不到传统文化的精华之处。如果废除汉字，改用字母文字，等于是彻底摈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他本人也将从“诗人”降格为“文盲”；其次，以主席当时及以后的号召力，他主张废除文字改用字母文字的话，没准儿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abcd了）
结果当然不用说，面对后世成熟完善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时代还处在摸索阶段的汉语拼音根本没有竞争力——问题是这之前根据地已经开始在教学的《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中国拉丁化字母》（以上两文在1929，1930年出自于瞿秋白之手，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大学出版社出版——看来瞿先生是这方面的大拿）就不得不因此作出调整，而很多刚刚才“学会”读书识字的人，也不得不面对自己刚刚费尽力气学会的东西，没有了用处的尴尬境地。
好在马列党人（好吧，准确地说是这时代的马列党人）最不怕的就是承认错误。在意识到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具有极佳的优越性之后，瞿秋白果断请魏承恭做了一段时间的老师，教授根据地的人们新的汉语拼音。
简化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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