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堂做菜的师傅很多，但总归有个厨师长。两个厨师长都是女的。
“阿姨，来个九寸打包盒。”客人要打包打走披萨，我只能问内场要打包盒了。可是我叫了三声：“阿姨，来个九寸打包盒。”明明就跟我只有一个窗口之隔正在做沙拉的厨师长阿姨却充耳不闻。
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难道她欺负新人。我又叫道：“阿姨，来个九寸打包盒。”这时，过来一个棕色衣装的服务员，他拍拍我肩膀，说道：“叫什么阿姨，要叫姐。”我倒咽一口唾沫，原来是这个原因。我红着脸叫道：“姐，来一个九寸打包盒。”哎，你瞧，咱们厨师长姐高兴地说：“好嘞。”顺手扔给我一个盒子。
我也终于知道对于女的基本都以“姐”称呼。可是我又发现其实也并不是这样。比如收拾餐具的一个女的，按年龄的话，我们应该称呼“姐”，可是他们竟然叫“阿姨。”第一次听他们称呼这个“姐”为“阿姨”，我一阵错愕：你们到底长眼睛了没有。
我给张钊说了这事，张钊用他的大眼瞅瞅说道：“你也不看这个收拾餐具的女的穿的什么衣服？”我一看，原来是跟我们一样的黄色。我感慨道：“没想到任何地方等级制度都是存在的－－哪怕在一个小小的餐厅。”张钊不屑地看着我：“你呀，还是年少太无知。”
过了两三天，我也基本熟悉了座位的位置，也熟悉了各种不同的饭菜陪什么样的餐具。不至于像刚开始那样本来要粗吸管，我给拿了一个细的，反而让客人嘲讽一番。或者有次我给一份炒饭配了一个叉子，当我把炒饭给客人的时候，弄得啼笑皆非。或者本来要去七十，却走向了十七的方向，转悠半天，才发现自己走错了。
“原来也不难。”我给张钊说道。“哼，你以为这需要多高的智商吗？”张钊不屑道。
餐期是很忙的，忙得不仅是我们这些传菜的，还有那些穿棕色衣服点菜陪客的，以及穿马甲盯段的。我的上衣都湿了，一直一阵小跑到十桌，再到二十桌。现在把餐盘放满东西，我的右手还拿着另外一种菜，我也能安稳地把产品奉客。
但是非餐期却是难熬的。因为没有事干，我们在瞎转。这难免让穿马甲的经理不满。当他看到有谁站着不动，或是夹着餐盘转来转去，那么你就惨了。
“你去内场看看有什么要出的餐具。”尽管内场的餐具已经出完了。
“你去看看那个客人的桌子上没有水了。”尽管零零散散的几个客人的桌子上该有的都有了。
“你去全场转转，看看有什么垃圾。”尽管刚才就有人扫完地。
“你去用拖把把脏的地方清理一下。”尽管地面都是一尘不染，而且刚不久前被拖过。
“你去……”经理也想不去要去干什么了，但他看到我们不干事就有些不满。
张钊说：“嘿嘿，这叫强行找活干。”我笑道：“这个‘强行’用的好。”
张钊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活－－他摔碎了一个杯子，弄得碎片满地都是。本来十分忐忑会不会遭到经理批评的张钊听到经理不但没有批评反而告诫他要小心，他偷偷地给我说：“你看吧。经理宁可让你打碎一个餐具去打扫碎片也不愿意让你呆呆地站着。”我嘿嘿一笑。
于是，地被拖了三遍。玻璃擦了三遍。
一个经理问另一个经理：“你看他们都挺闲的，有什么可以打扫的活吗？”
另一个经理思索了半天：“地也拖了，玻璃也擦了，好了，让他们去擦桌子腿。”
于是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我和张钊的头上，其他黄色衣着的服务员都在幸灾乐祸的笑；还没等他们笑完，想象力丰富的经理又有了新主意：“你们几个去把地板的缝隙用刷子刷一下。”于是轮到我们笑他们了。
当然，在这个独特的“强行找活期”，只有我们这些黄色衣服的服务员受到关注和差遣，那些棕色的服务员再怎么闲也没有管的。对于这些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抱怨，毕竟我们是新员工。
张钊边擦着桌子腿，边给我说：“我真是很佩服这些经理啊，看来强行找活也需要想象力啊。”我笑着点点头。
而弘毅和子和两人都是内场负责帮忙做菜的，孙辉则是令我们仰慕的棕色服务员，所以对于他们平日工作的时候，能聊的机会很少，反而是跟我一起来的张钊经常跟我抱怨各种不满，也算一种乐趣。
这天，我九点下班，我一看表，已经九点零三分了。我就告诉经理：“经理，我下班了。”这时我看见了已经换好衣服的张钊，我问：“你也九点下？”他点点头。我问：“你给经理说了没有？”张钊问：“说什么？”我惊讶的问道：“难道这都来了**天了，你每次下班都没给经理说过？”“没有。”我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他说：“好吧，那我今天给经理说一声。”
“经理，我下班了。”
“张钊，这才九点零三分，你就换好衣服了。你是不是提前下班了？”
“没有啊，我换衣服快。”
“你在哪看的时间已经九点了？”经理穷追不舍。
“我问的张亮。”张钊指指我。
可是经理一看我根本没有戴表，经理问：“以后不能提前下班，而且要下班的时候要给我说一声。”
张钊支吾一声：“可是，我以前下班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过啊。”
“那是因为你做的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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