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虚岁的时候，姐姐曾领我到建国小学去报名上学，招生老师说我年龄小，不到上学年龄。我又给老师写名字，又背“乘法口诀”，向老师表明我行，具有上学的能力，老师还是不接受我，气得我大哭一场。
上学之前，父亲叫我卖冰棍，自己挣学费。家里给我买了一个大竹皮暖瓶，有普通暖瓶两个大。我背着暖瓶早上去批发冰棍，然后沿街叫卖。我有点羞涩，叫卖的声音也不响亮。同街卖冰棍的孩子很多，我也不够机灵，抢不过人家。虽然每天也能挣点钱，但每天也有剩，有一天还丢了一个五分钱的钢镚。后来，父母就不让我卖了。羞口，是我很大一个弱点，很多年都克服不了。那年，母亲叫我上饭店去买包子，三妹跟我去了。到了西市场国营饭店，店里很清静，两个年龄很大的人，一个在柜台里，一个在柜台外，在那扯闲篇，看见我们两个小孩进去也没理。我总觉得打断别人的谈话不礼貌，就想等他们的话告一段落，再开口买包子，可他俩的话没完没了。我三妹等得不耐烦了，就说：“买包子！”那俩人才打点我们。
一九五五年八月，我如愿以偿踏入了建国小学读书，被分到一年三班。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叫李经华，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高高的个子，满面慈祥；齐耳的短发已经花白；穿着腰里有带子的那种大翻领制服，白衬衣的领子也翻在外面，整个人显得干净利索、精明干练，一接触就让人肃然起敬，又分外亲近。
她先给我们分座位。我的同桌叫孙国兰，个头和我一样中等偏下，垂在身后的两个小辫子上扎着蝴蝶结，额前飘着整齐的刘海；圆圆的脸庞特别红润，像鲜艳的苹果；说话温声细语，生怕吓着谁似地；性格温和，未曾开言先露笑，一笑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和嘴角下两个深深的小酒窝。
然后老师叫我们到院子里排成两横排，教我们歌舞——“大红苹果”：“大红苹果、大红苹果，真好吃、真好吃，一个人一个、一个人一个，吃了啦、吃了啦；再给一个、再给一个，没有啦、没有啦，不给拉倒、不给拉倒，真害臊、真害臊。”歌舞很简单，每句一个动作，先是用手比划成苹果的样子，然后放到嘴边，用摇手表示吃了啦，再伸手要，一甩手一跺脚表示“不给拉倒”，唱到“真害臊”时歪着头，手指刮自己的脸颊。两只脚轮换用脚后跟伸出去点地。
送孩子的家长还没走，站在操场周围的树荫下等着接学生，这时都围过来看我们唱歌跳舞。我站在前排中间位置，看到这么多目光投过来，臊得我心慌气喘、手足无措、面红耳赤，脸上的汗水“刺溜刺溜”地冒了出来。可能大家的感受和我一样，克服不了首次在大众面前亮相的尴尬，光不好意思去了，根本顾不了老师的口令和动作的准确性，所以手脚不协调，做的乱七八糟。渐渐地，大家克服了心理障碍，动作整齐起来。直到全体同学动作整齐划一了，老师才宣布放学。
第二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是自习，老师留我们在教室里写作业，就回办公室了。第一天上课，学的少，作业也简单，很快大家就写完了。这时，我班最高个子的林玉明，手举着一张画，在教室的过道上，前后来回奔跑，一边跑还一边喊着：“快来看哪，快来看，中国飞机上天喽！”男同学一拥而上，纷纷抢画看。画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画的，有一个整齐的边框，下面是一排高山，上面有两架飞机，驾驶舱里还有飞行员的头像。构图很简单，但线条很熟练。可能当飞行员、参加战斗是每个男孩子的天性吧，大家都很喜欢这幅画。
这幅画是我们班同学于美业画的。于美业个头不高，梳着整齐的小分头，白净的面皮上有些许淡淡的雀斑，四方脸，下颏有点尖，略厚的嘴唇显得有点倔强，两只眼睛灼灼有神，趴鼻梁在他的脸上并不难看，浆洗过的学生装板正挺括。
大家围上了他，都要求他给作画，他也爽快地答应了，不过他要大家自己拿纸。
他也给我画了一张，我兴冲冲地回到座位，拿画给我的同桌看：“你看，多带劲！”
我的同桌淡淡地瞥了一眼，嘴一撇，然后轻描淡写地说：“那有什么好看？也值得你们争呀抢的。不就是两架破飞机吗？”
这话像亵渎了我心中的神明一样，我有些生气，举起手就在她腿上重重拍了一掌。她搂起裙子一看，腿上微微泛起红来。我自知下手太重，有些歉疚，她却红着脸，喃喃地说道：“本来嘛，飞机有什么好看？怪吓人的。就你们男生喜欢那些东西??????”
一句话勾起了我无尽的回忆，我无言以对，低下头柔声说：“对不起。”
这一掌，我不知她是否记得，但却永远刻在了我的心里??????
放学以后，我与于美业结伴一同回家，他家也在河西，只不过我俩需要在头道沟桥西头分手，我顺着大道下坎儿就到家了，他却需要顺江垻走一段绕到造纸厂后面去。自此，我俩成了好朋友，一直相交了几十年。
开学不久还是“秋老虎”的天气，一天放学，我俩走到桥头，于美业说：“天还热，咱俩下河洗个澡吧。”我说：“行。”就跟着他下到河边，脱了衣服，钻进水里。那地儿水很急，我俩不敢进大流，只是在浅水处扑腾水玩。这时，我班孙国兰、周文兰等一大群女生在范玉兰、董桂兰的带领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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