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社交圈子十分狭小，主要是迫于生活的压力，整日里为解决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忙碌奔波，没有闲暇和余力去结交朋友。他的朋友都是工作、生活圈子里的人。爷爷的朋友李智勋、木匠李爷爷、还有一个那时在我家种过菜的李兆有爷爷经常到我家坐坐、聊聊，自不待说，别的朋友都是我父亲的工友、渔友、猎友。
和我父亲最投契、最密切的朋友是倪朝有的儿子倪秀山。他和我父亲年龄差距很大，小有二十多岁，却是关系最亲近的“忘年交”。他一米八十多的大个子，长方形脸，双眼的，两个颧骨稍高，长得英俊，笑起来特别有魅力。人又聪明能干，很受女人青睐。他跟铁路装卸队的老耿头学会了京剧的全部行当，特别是拉得一手好京胡，他也带出了不少徒弟，他们经常在一起玩“票”，自得其乐。还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家住过一个女房客，姓曹，跟他学青衣，嗓音浑厚、嘹亮，真是“绕梁三日、余音不绝”，至今她那举手投足、一颦一笑，我还历历在目；那腐骨蚀心的声音仿佛就萦绕在我耳旁。
其后，倪秀山跟我父亲学织网打渔，他秀口惠心，凡事一学就会，而且水性好、有闯劲，打渔的本事一点不比我父亲差。
他讲义气，遇事肯为朋友着想，对我家帮助很大。
铁路职工孙彦，喜好文艺，和倪叔叔一起演个《铁弓缘》、双簧什么的，渐渐地和我父亲也熟悉起来，跟着我父亲学会了织网、打渔，而且打渔的瘾头特别大。他在车站西头的白房住，等孩子长起来，房子不够住，我父亲帮他盖起了三间大瓦房，一时成了平房的样板房。
我父亲最早的朋友是王老五大爷，他本名叫王玉泰，在家中排行老五，所以大家都叫他王老五，渐渐地他的本名反而没人叫了。他懂点民间医术，会扎针放血，我二弟小时候受了寒，就是他给扎好的。他是“老炮手”，是打猎的好手。我父亲就是受他的影响，买了一杆“大把子”，逐渐学会了打猎。王大爷没有儿女，收养了一个儿子，长大后，在临江林业局机械厂做技工。
六五年冬天，王大爷退休了。有一次，他独自上山打猎，走到马家岗岗后，干沟子上掌，遇到一只火狐狸，浑身通红的毛色，个头很大，就跟在我王大爷身后，不即不离的，我王大爷也不理它。也许是迷信思想作祟吧，打猎人定的规矩，狐狸是不准打的。我王大爷继续前行，那狐狸仍不紧不慢地跟在身后，王大爷站下，它就坐下，两个前爪举在胸前，眼睛盯着我王大爷。我王大爷转回身来哄它，它也不理。王大爷心想：“你以为我真不敢打你？我要举枪你还不走，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那是你自找的。”想罢，我王大爷端起枪来，向它瞄准，意思还是把它吓走。可是瞄了半天，它不但不走还抖搂了抖搂毛。我王大爷的犟劲可就上来了，搂头一炮就轰了过去。我王大爷的枪法那是很准的，要不能称为“炮手”吗？等硝烟散尽，我王大爷凝神一看，那狐狸咋也没咋的，仍然坐在那儿，逍遥自在，尾巴还一翘一翘的，仿佛在示威。我王大爷这气呀，胡子都要翘上天了，接二连三地开了好几枪。那时候，“大把子”已改成了“撅把子”，往枪膛里上子弹那种，比“大把子”装填子弹快多了。那狐狸仍然不跑不逃，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瞅着我王大爷。我王大爷肚子都要气炸了，迅速换上枪弹，仔细瞄了瞄准，一搂“勾死鬼”，只听“轰”地一声响，我王大爷便失去了知觉。原来，枪膛炸了，半截断抢从王大爷的右脸颧骨下的腮帮子扎了进去；冲击的力量把他打倒在地。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王大爷醒了过来，眼睛被什么东西烀住了，使劲睁了睁，睁开了一条缝，只见天地一片红色，那只狐狸早已无影无踪，血红的太阳已经过了中天。原来是自己满脸血迹。王大爷伸手一摸，断抢仍然扎在肉里。王大爷慢慢坐起身来，把包饭的包袱皮，撕成布条，摸索着把断抢拔出来扔掉，用布条把伤口包上，站起身挣扎着走回家。
从那以后，王大爷脸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伤疤，他再也没摸过枪，天天挑着渔具到当石沟口打渔。
还有一位冷大爷，是我爷爷在错草住时的老邻居，生平最爱打猎。枪法如何我不知道，但“打猎经”却是一套套的。他就老两口，没有儿女，冬天每天晚上，都到我家说古拉今。
他总是教我父亲上山时，要扛着枪，把引火帽压好，食指勾着扳机，大拇指搂着“大把子”的狗头，遇到起飞的野鸡，抢往下一拿，大拇指顺势就把狗头楼开了，一捋上踪就搂火，打飞那时十拿九稳。打“卧”儿（就是猎物趴在那儿），要看上下坡。猎物在上坡，要瞄脊梁杆；在下坡要瞄肚皮。
他讲了一个打老虎的故事，吓得我汗毛直竖。他说，有一个“炮手”，住在错草还往里走的地方，枪法那是没说的，说打你的眼睛，绝打不着眼睫毛。这天，他一个人扛着猎枪上山了。走到一个陡坎儿上，他身上突然打了一个冷战，他“咦”了一声，心想：“莫非这儿有大牲口？”就往后退了几步，找了一棵树，倚着树坐了下来，把子弹压好，握着枪，屏气敛声，凝神谛听着周围的动静。过了半天，毫无异常，他心里开始“画魂”：“这是怎么了？莫不是我感觉错了？”正要站起身，突然一个斗大的虎头，从坎儿下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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