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的股票市场也是如此,西方人重视行业标准,行业准则很完善。行业准入制度很宽松,但是同样你进去容易在里面生存却很难。你进入了你就必须遵守规则,严格按照行业规则做事。否则后果自负。西方人没有道德观念,只有规则意识,不需要自觉自律,只需要看准规则制度,严格遵守就可以了。简单明了,一针见血。
中国人处处讲道德,讲自觉自律,可是行业标准不清晰,不明确,你入了行走十里你也看不清楚哪里是红线,哪里是斑马线,哪里可走哪里不可以走。
如中国公务员制度,中国人要想成为公务员必须充分理解什么是学而优则仕的道理。必须先上大学,大学毕业还要参加科举考试,进去很难,但是只要你能进去,那你可就是人上人了,官场的路宽阔无边,你可尽情驰骋,信马由缰。
中国人要想成为当官的人很难,但是只要你入了官行,里面的空间就大了。中国的官僚制度自古以来就很宽泛,很模糊,很笼统,缺乏行业严肃性。在中国当官是最幸福的事情,荣华富贵,锦衣玉食就是中国官场的写照。所以中国的官僚很容易**,这种现象并不是他们自己愿意去做的,只是因为你没有明确的红线,或有红线但是红线设置的很宽泛,很模糊,很笼统,不清晰,让走在里面的人找不到一个规则,不知道哪条道该走,哪条道不该走,结果是不该走的人看到别人走也会跟着走,该走不该走的都走,大家都一条道上走,也就谁也不说谁了。
相反,西方的公务员入门制度很宽泛,但是只要你进去,里面的条条框框可不是罗马的大马路,你想咋走就咋走。里面有清晰的规则,严肃的制度,可以让一个原本贪婪的人也不敢逾越雷池一步。所以在西方国家当公务员并不是美差,很多持自由思想的人反而不去竞争公务员岗位,**的公务员也比中国少得多。
在中国当官不发财,等于不会当官,说明你没有利用好当官的资源,在中国当官不单纯靠能力,作为。在中国当官人脉资源很重要,朝中有人好做官,朝中有做官的人就等于在他家后院开了一扇官府之门,这门是为他们家开的。
在中国买辆大货车想挣钱就必须超载,不超载累死人也挣不到钱,原因很简单,与中国的路政制度有关。中国的路政制度建设的很狭义,就是专门治理路政乱象的。但是制度设置却很宽泛,缺乏足够的严肃性,行业规则也很模糊,很笼统,不清晰,制度设计外狭内宽,给人感觉有可过可不过的余地。所以超载车辆超一点也是超,超多也是超,超载可以罚款了事,罚款又没有具体限额,所以可罚也是罚,不可罚也是罚,到货车司机这里只有一个办法,认罚,认超。
所以在中国只要有一种制度出台,总让人感觉这制度不是为违法者设计的,而是为官员搞**设计的。因为这个制度设计的很宽泛,伸缩性很强,很大。这制度设计告诉你,你可以能过去,也可以不能过去。过去与过不去之间的界限很大,伸缩性很强,只要你愿意通融,你就可以过去,你如果选择不通融,那么你就站在原地好了。看到别人过去了,你不要着急,想过这道门槛,拿钱来。
所以中国人常说只要是花钱能办到的事,就不是难事。
这一切的一切都与文化思想有关,与哲学原理有关。
中国人的思想根基就建立在定义很明确,清晰,但是内部却很宽泛,很模糊,行业准则很单调,很笼统,缺乏行业严肃性,讲究道德规范,却不讲行业规则之上了。
西方人的警察制度也是如此,在西方执法部门很单一,就警察可以执法,定义很单一。但是,西方的警察职责却很宽泛,大到保卫国家,小到拉屎尿尿都归警察管。
而中国恰恰相反,行业分类很细,外狭内宽。中国的执法部门很多也很细,细到各个部门都有执法单位。如公路,公路也分很多家执法部门,如公路警察归公安局管,路政警察归交通局管。城镇交通又归城管与警察交叉管理。在城镇中你可以看到警察看着红绿灯路口,城管看着进城出入口,各司其责,各尽其能。其实就是一个职责管理道路,但在中国却分的很细,各管一段。
究其原因还是中国人的哲学原理有问题,如何调整与改变这种根源思想,就看政治家们的智慧了。
真要想从思想根处根除这种思想本源,还真不是一代两代人可以彻底改变的。
这就是中国人与西方人文化思想截然不同造成的结果。这也是西方人见面直白地说天气暗晴,中国人见面含蓄地问吃饭了没有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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