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四舅爷在他将近六十的时候干回了本行。天不亮就起，起来用个军水壶装一壶水，把箩筐绑上那架二十九寸的老单车上，再往筐里放七块松糕（七块代表一个礼拜七天，天天有得吃，意头好。余下一块可以带回家，也可留在松脂树下或者是容易出事故的路段上祭神。），然后走进清晨的雾水里。收松脂的人们要先到松脂厂门口集中报到，再一起骑车到红旗坡，上了坡以后再个简陋的小茶棚边坐下歇歇，然后再四散开来，各去各的。(小茶棚是那时候的特产，他们售卖的对象，是运橡胶、松脂或是木材的司机。再过几年，小茶棚里就不卖凉茶了，改卖瓶装矿泉水。）这生计实在辛苦，能干的都是些壮年男子，我四舅爷确实是老了，刚干两个月身体就有垮掉的迹象。只能兑出工钱回家，歇了十来天，又到砖瓦厂去拉灰砖——从砖瓦厂出来到外边公路，还有一段几公里长的羊肠小道，大车进不去，只能靠自行车或是摩托车驮。一块灰砖五分钱，拉得越多钱越多。为了多挣几个钱，四舅爷常常装满满一筐，然后吃力地推出去，到了稍平些的地方再慢慢蹬上车去。一样辛苦，只不过不用早起，也不规定量，能拉多少是多少。到这里，大风大浪似乎都已经过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直固执地认为，同样程度的灾难不会以这样大的密度降临一个家庭。如果会，那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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