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呢？”听到丈夫回忆这样对话的时候k紧张的问。
此时的朱可夫问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格里高利-库里克元帅是你什么人？”
“没有关系。元帅是乌克兰人，而我的家乡是莫斯科。”
朱可夫看了他一会儿，简短的说：“看来你对炮兵的使用很有心得。”
作者有话要说： 倒霉的格里高利库里克元帅资格很老，也算曾为苏维埃流过血；他在察里津保卫战里是斯大/林的炮兵司令，战前就晋升元帅。战争中表现不佳，屡屡降职，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以元帅军衔仅指挥一个集团军，并且最终因为与朱可夫的争执而被调职。设定里库哥也与他无关，只是觉得这么写很好玩
☆、9.8
1941年9月6日，元首第35号训令：
……确定10月2日发起莫斯科会战，代号“台风”行动……因此，我军目前应迅速同芬军建立联系，合围在列宁格勒的苏军集团，以便最迟在9月15日将第4装甲兵团和一部分空军将调归中央集团军群参加莫斯科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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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的夜晚已经过去，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院长zin办公室里的灯光一夜未熄。
学院已经停课，学员们留在学校待命；他们很早就准备好被补充到城防前线里去，但这样的命令却始终没有下达。
托尔马乔夫态度激进的青年教官们对守卫列宁格勒的决策者们的抱怨已经由私下议论转为半公开的批评：“畏首畏尾，在严峻态势下依然丝毫不敢采取断然措施”。zin因此接到非正式的警告：“加强思想上的约束，越是在战争期间越不能采取纵容的态度，苏维埃军人应该有更强的纪律感。”
在这种时候zin默许他年轻的下级们自由的发表言论，很难说是不是明智，不过他很清楚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作为经历过国内战争的布琼尼第一骑兵师成员，zin有时会感到一种滑稽而苦涩的庆幸；由于阴差阳错的原因他过早离开部队而转向军事理论的研究与教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失去了许多在军中进一步晋升的机会，但也因此避开了红军遭受残酷清洗的血雨腥风。
但如果认为zin是靠着清白正统的背景和远离军队的境遇逃过一劫也不完全，在不讲情面的政治运动与人们沉默的道德标准的夹缝中生活了这么多年，zin自有属于自己的处世哲学；在当年围绕军队建设方向的激烈争论中，zin始终保持着立场含糊的中立态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机械化建军”的含蓄支持，但他从来不曾明确反对过“骑兵神圣”的观点。
事实证明，骑兵出身的历史的确可以得到网开一面的宽大对待，但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走运；与他年资相近的战友，许多遭到秘密处决连尸骨都不知所踪；而仅仅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叛国案中，他在伏龙芝的几位上级就都遭到牵连，丢了性命。
zin从不奢望做个圣人，只要在抛开那些必要的圆滑之后，他依然可以被认为“是个好人”，就足够了。
就像对待他现在放在面前的这份档案的所属人——这份厚厚的档案中就包括一份zin亲自撰写的材料，以证明这位同志政治上的可靠和对国家的忠诚，那些捕风捉影的指控都是令人遗憾的“误会”。zin不否认，他并非会对每一个陷于困境而向他求援的人都施以帮助，在这种帮助的动机中，个人感情因素所占的比例相当之大，但即便如此，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也不是每个人都具有他这样的勇气。
但那些都过去了，zin用手揉着太阳穴想——抑或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他走到窗前。他的办公室在学院的二楼，晨曦的第一道光亮正直射进这间屋子，就像格里格的《晨景》，微露的晨光像清冽的泉水，荡涤开死沉沉的夜，焕发出蓬勃的希望。
也许人们在清晨醒来时并不会觉得新的一天有什么不同，纵然情态危机，他们却依然坚守着这座城市，也许经过一天的劳累，他们会在睡前祈祷：但愿明早一觉醒来，会发现这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
但恐怕这个睡前愿望无法实现——这一天，是1941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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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间苏军军情通报（部分）（整理）：
……至9月8日，列宁格勒被三面包围，陆路交通被完全切断，仅拉多加湖一侧可与外保持水空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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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8日，人们从不踏实的睡梦中醒来，却谁也不曾想到，这一天便是后来长达872天围困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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